【汉学大会·分组会议】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二）

2018年11月4日上午，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一分组会议“汉学的译介与对话”第三、四场在国学馆123会议室举行。耶鲁大学司马懿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罗流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小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麦克雷教授和蒙古国立大学巴特玛教授针对相关议题先后作了主题发言。

第三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杨联芬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司马懿教授作了题为《重思晚清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文学》的报告。过去一般认为，晚清和五四的“基督教文学”之间是分离的，司马懿教授则建议思考两者的连续性。晚清关于《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出版物一般被视为客观的“直译”，但实际上晚清中国译者有很大选择空间。司马懿教授通过细读威廉·曼德赫斯特的《圣经史记》以及约翰·韦恩·考特曼德的《圣经图记》，指出晚清译本并非客观，这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时间线、文学性、生存观等角度选择性解释基督教文本具有相似性。知识分子神学训练的缺乏、留学的经历和个体的信仰变化等，都会影响他们对基督教文本的解读。总之，晚清的基督教写作并未消失，而是持续影响五四时期的作家，晚清作家实际上重新书写了《圣经》。基于此，司马懿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晚清和五四基督教文学的边界。

之后，罗流沙教授作了题为《论俄罗斯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去学术化》的报告。他认为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出现了显著变化，而占比更大的古典文学多为再版，变化相对较少。他梳理了1992年至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的三个阶段。首先，从1992年到2001年，翻译人才少质量却较高，报酬低且翻译量小。在译作的选择上，最为常见的是翻译与研究方向相一致的领域。老舍的翻译最多，司格林等大学教授是翻译主力。其次，从2002年到2009年，翻译人数增加了，质量不稳定而报酬合理，翻译量虽然增加但依然不足。虽然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译者所获报酬较高，但因文学翻译项目少，并没有专职的中国文学译者。最后，2010年以来，翻译队伍不仅增大，而且趋于多样化和职业化；虽然翻译项目大量增加，但因新手多，翻译质量并不稳定。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支持这些翻译工作，译者们的工作情况大为改观。

第三位发言人马小红教授作了《礼、法字义的古今演变》的主题发言。康有为曾将中国“法”和西方“法”比较，批评中国“法”的不足；而严复主张西方“法”应该对应礼和刑，孰是孰非？为此，马小红教授引经据典，考证了礼、法两字在古代与近代的演变。“法”经春秋战国演化为中性的制度，而“礼”实为古代的“良法”。法家商鞅变“法”为军事化的“律”，为帝王所用。引进西方的“法”字后，现代的“法”与“律”重叠，实际与民主精神背离，也使得古代真正的法——“礼”的内容萎缩。现代的“礼”“法”成对立局面，实与翻译的干扰有关，因此，严复的说法更为准确。杨联芬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所秉持的“礼”比西方的“法”更强调实践性。

第四场会议的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第四位演讲者麦克雷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国的灵魂还是中国的钱？——为什么17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家让欧洲爱上中国（兼论21世纪可能的缺失）》。麦克雷教授重点关注了17世纪传教士翻译的拉丁语汉学。他强调不管那些传教士的翻译方法如何，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他们只会翻译他们认为有益于西方的内容。他展示了大量拉丁语资料，并介绍其中描述中国时经常出现的主题。首先是语言和写作——传教士试图用拉丁语教中文语音、语法甚至研究中文速成法，这说明他们着迷于中文语言本身的魅力及背后的宗教思想。其次是哲学和历史——传教士翻译了孔孟论争的文献和部分中国历史，体现了他们重视中国思想的借鉴价值。最后，传教士翻译了很多地理与社会的内容，涉及地图的描述、植物学与医学、科学与技术、社会组织的管理等具体方面。

最后，巴特玛教授作了《汉蒙翻译是蒙古国中国学的关键部分》的主题报告。她梳理了中蒙翻译的不同阶段：远古鲜卑《孝经》的翻译可以视为蒙古语翻译的开端；蒙古帝国时期翻译流传下来的作品是目前研究的主体，此时四书五经已被翻译并在学校中教授。大元王朝时期，《资治通鉴》等译作在蒙古翻译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这时的蒙汉对照字典对后世具有重要价值。明朝时期，翻译作品相对减少，这与国内政局不稳定有关。满洲时期，不允许蒙古人学习汉语写作，所以推行从满语间接翻译的政策。此时，《辽史》《金史》《元史》《论语》《孟子》《三字经》等著作被翻译成蒙古语，这些译作被视为学习中国的重要文本。在蒙古博克多汗国时期，以及后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开始建立之时，大量中国经典作品如四大名著以及《诗经》《聊斋志异》《金瓶梅》等都得到了翻译。如今，蒙古国涌现了大批中国学研究者和汉语翻译者，他们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品，同时中国古代文献及史书的翻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巴特玛教授指出，丰富的翻译传统为中蒙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分组会议“汉学与跨学科研究” 第三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教授主持。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作了题为《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的主题发言。梁涛教授认为，“天惟时求民主”是三代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包括“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联系又各有侧重，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后者强调保民、养民，并呈现为从强调治民、教民到重视保民、养民，从提倡刑罚到主张“明德慎罚”的转变。清华简《厚父》反映的是夏人包括殷人的思想，属于“民主”说中的治民、教民说，其对典刑的推崇，对民众的不信任（“民心难测”）等，与周人重视保民、养民的“敬德保民”说大相径庭。《厚父》的发现，为了解古代“民主”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梁涛教授认为，“民主”说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母题，春秋以后又由其发展出民本说、民本君本混合说以及君本说，以往学者仅仅从民本说对古代政治思想做出解读，难以做出全面、准确的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需要从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

随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巴拓识教授作了题为《哲人孟子》的主题发言。巴拓识教授思考的是：《孟子》是哲学文本么？“孟子是哲学家”这一看法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得到了确立和发展，但如今一部新出的《孟子》德语译本，让部分学者将孟子定义为政治理论家。巴拓识教授辨证地综合了这两种相反命题，并指出：反命题（孟子不是哲学家）或为某些实际问题所激发，然而就其观点的前提条件而言，其论证存在瑕疵（因为哲学的概念并未充分定义，其本身又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巴拓识教授认为孟子确系哲学家，但并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还须以一种新的跨文化方法定义哲学，即允许以一种多极化的方法理解“哲学”可能的含义。

第三位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他作了题为《德国柏林庋藏晚清华北中文舆图的价值》的主题发言。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庋藏了晚清直隶、山东两省一百六十幅县级古地图，绝大部分系手绘和孤本，对历史地理研究、华北区域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地图学史研究、地方志研究等学术领域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华林甫教授不仅将根据原德文编号对这批地图进行梳理排序，而且按照地图学要素进行分门别类的释读。他的学术探索，不仅包括舆图的基础研究，还有针对古地图的主要内容结合今地进行的晚清史事、华北地理、行政区划、地图学史等方面的深入探讨。这些学术思考，对于地图学史研究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德国为什么收藏了如此之多的中外文近代直隶省舆图？近代史上德国是否具有下一步侵略直隶省的图谋？这些大胆提问，留待学术界进一步讨论。最后华林甫教授提议集合学者力量，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编纂出一部《海外庋藏中文舆地图联合目录》。

短暂茶歇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主持第四场会议。中国人民大学谢林德教授作了题为《生命的秩序——〈荀子〉中生命物分类的研究》的主题发言。《荀子·王制》篇中将各种生命物安排在一种差等次序中，这种分类法与欧洲思想史中的“自然阶梯”概念非常相似。对此，谢林德教授援引了李约瑟的看法：荀子的分类法与亚里士多德对三种灵魂的划分相符合。谢林德教授指出，《荀子》中有两种紧密交缠的视角：作为生物学形态的生命，以及作为政治操控之目标物的生命。“阶梯”融合了生物学观念与政治目标，体现了“生命”在早期中国政论文中的中心地位。他试图将生物学范畴还原于荀子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质疑了受现代流行的生物学观念及受西方思想范畴影响而形成的理解和翻译，也为早期中国生命秩序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围绕《论“卦变”是理解卦爻辞的总纲》这一主题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指出，卦变在易学史上争议很大，有的认为卦变存在，有的否定卦变存在。承认和否定卦变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待彖辞的态度，即彖辞是否具有解释卦爻辞的权威性：如果认为解释卦爻辞不能离开彖辞的提示，那么可以说，不承认卦变就完全站不住脚；如果不承认卦变，就无法对《彖传》这样的爻变的提示自圆其说。其次，不承认卦变的提示，就不符合《周易》卦爻辞成书的实际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卦变发生的象的变化，才能把卦爻辞每个字的来源剖析明确。

第四分组会议“汉学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在国学馆119举办。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张晓京研究员主持。四位学者柳德米拉·维谢罗娃、张冰、吉来、罗书华就相关议题依次发表了主题演讲。

首先，圣彼得堡大学柳德米拉·维谢罗娃教授作了题为《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史与当代》的发言。维谢罗娃教授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期间的俄罗斯汉学发展。她指出，18世纪时，俄罗斯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传教使团的在华活动有利于推动对中国历史、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19世纪是俄罗斯学派的形成时期，世界东方学大会于此时开始举办。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和前苏联建立了对话交流机制，俄罗斯汉学家的活动范围得到了拓展，并为东方研究设定了根本性的新任务。最后，维谢罗娃对当代俄罗斯的汉学发展进行了梳理与展望。她相信中俄两国高校间会进一步加强互访与合作，而在文化和教育层面的交流也一定能够推动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张冰教授，她为现场学者和观众带来了题为《汉学发展与人才培养——以18世纪俄国官派来华学生为例》的发言。张教授将中俄两国最早的官派留学教育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官派非神职学生在京留学生活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纳入清政府管理，按照中国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汉字学习和汉学启蒙，注重提高选派学生素质；其余的三个特点分别是注重学术资源建设、重视保障俄国学生在京学习和生活条件的优越性以及采取学以致用的人才培养训练手段。最后，张教授总结归纳了人才培养和汉学发展间的关系，她认为俄国官派非神职学生为俄国汉学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以及中国著作的翻译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土耳其安卡拉哈芝巴以剌木大学的吉来教授，他的发言主题为《土耳其汉学简史》。他提到，土耳其关于中国的最早文字记录来自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阿克巴尔是公认的第一位土耳其汉学家。从学科意义上说，土耳其汉学可追溯至20世纪初。接着，吉来教授介绍了土耳其共和国国父阿塔图尔克对土耳其汉学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葛玛丽、艾伯华、穆德勒等汉学家的贡献。最后，吉来教授对本场分组会议的主题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未来的汉学发展应该加强国际交流，同时注重对先驱汉学家们的传记和游记进行研究。

最后，复旦大学罗书华教授就“全球互联时代的汉学与人才培养”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罗教授指出，“求真”是汉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学习和研究汉学的人应该具备问题意识，思考如何求真，思考自己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接着，罗教授对国内外汉学教育和汉学家培养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国内外的汉学人才培养大致相同，但二者的培养观念都需要稍作改变。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有时候学生比学者接收信息的速度更快。学者的优越感正在弥灭，对汉学教育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将“培养”转变为“陪伴”。

主持人张晓京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对分组会议的发言学者和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同时她说道，此次大会主题为“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对与会者最大的价值是跳出自己的研究范式，尽量摆脱知识的偏见，从他者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己。

第五分组会议“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第三、四场会议在国学馆525会议室举办。

第三场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赵娟老师。她的报告题为《看与看见：鲍希曼对承德地区建筑和景观的图像记录》。她展示了西方早期的中国影像，发现在那些看似客观的镜头背后潜藏着一位主观的观看者。由此她提出“关于观看的观看”这一问题，即每一个观看的世界背后都有一个观看者的世界。赵娟教授以1906-1909年中国建筑考察行程图为线索，依次展示了古北口南天门关帝庙、避暑山庄的塞湖桥、普陀宗乘之庙、普乐寺中心祭坛等影像资料。她认为，影像不仅是个体的，也是时代和历史的。

第二位发言人是新华通讯社记者曾璜，他作了题为《重拾：晚清外国来华摄影家研究现状》的报告。他分享了“觉与视觉”这一汉学研究的新思路，通过介绍影像收藏出现的背景、市场和文化，强调影像不仅是当今最具活力的文化载体，也是持续升温的金融资产。他逐次介绍中国摄影史和国内早期摄影史的研究现状，期望未来中国青年能够平等地参与世界摄影对话。他分别选择“重拾”和“重构”来概括晚清和民国来华摄影师作品的特征，并对大量汉学文化因时间、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而遗失这一问题表达了惋惜。

第三位发言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教授，他以《中西方影像中的“拳民”形象》为主题，介绍了视觉历史中的义和团运动。姚斌教授指出，西方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标有野蛮、爆发的原始特征，中国则将其定性为一场热情的反帝爱国运动。理解同一事件会有多层的差异视角，潜意识的理解差异会导致显性层面的争论。他展示了美国历史纪录片《中国：疯狂的根源》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片段，播放了由美国乐队创作的义和团团歌。他认为，中西方在文化层面是相互想象和相互建构的，经过了一个“真实化-极致化-简易化-妖魔化-真实化”的复归进程。

茶歇过后是第四场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担任本场的主持人。

首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培高德教授作了《汉学与艺术：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品的认知与收藏》的报告。他展示了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图片，介绍了1900年前后欧洲对中国艺术收藏品的认知，以及此后的变化情况。起初欧洲贵族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只是源于好奇心和异国风情；逐渐中国艺术品开始向欧洲公众展示，贸易令收藏具有利益和商业价值；最后，随着越来越多有价值的中国艺术品进入欧洲市场，真艺术品被纳入博物馆成为收藏珍宝，发挥其文化的价值功效。由此可见，以艺术品为表现载体的汉学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魏离雅教授的主题报告是《岩石印记：从石头到纸上之墨》。她在报告中展示了《兰亭集序》石碑文印的书法线条变化，再逐次展示南北朝后书法标准化的进程。她在分享中引出“客体材质对书法精神的影响”以及“拓片和立体雕塑间的关系”两个问题，并一一详细回答。魏雅离教授介绍，明年她将在德国的布鲁塞尔布置一场欧洲式墓碑的拓片展览，这是她所负责的一个项目的内容之一。她们将会与当地博物馆合作，与当地学者一起进行墓碑和拓片的比较研究。

影像载体记录了历史时代的印痕，从他者的视角出发表达对自我世界的审视和批判，令人们在视觉的世界中感受文化的灵魂。在超过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五位学者带来了颇丰的学术成果，以多种影像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了多层次的中西视角差异，显示了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