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日下午，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五分组会议“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第一、二场在国学馆123会议室举行。2018年11月4日上午，第五分组会议“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第三、四场会议在国学馆525会议室举办。

        第一场会议由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主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龚勋教授、阿尔多瓦大学罗曼教授、大阪大学松井太教授、莱顿大学的格里高利·福格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在场学者就发言主题做了回应与探讨，展现出思想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龚勋教授，他带来了题为《西夏文动词词干交替来源新论》的主题发言。龚勋教授首先介绍了西夏语的词源，认为西夏语的难点在于其动词形态的不断变化。接着，他指出西夏文动词和词干交替现象，这一现象的起源被向柏霖教授归结为羌语、四土嘉绒语及基兰底诸语的“-w”后缀。龚教授将这一现象与日部嘉绒语的第三词根交替进行比较，分析日部嘉绒语的词干交替与其他嘉绒语组及羌语支语言的不同。关于西夏文现存资料中有的八类动词词根交替，他指出，其中四类与日部嘉绒语的第三词根构造有对应关系。最后，他总结道，西夏文与日部嘉绒语的形态决不能被归于偶臻一致的独立演变，而是承继自一个共同的西夏-日部原始语的词干交替。

        第二位发言的学者是来自阿尔多瓦大学的罗曼教授，他发言的主题为《西夏医药文献中药料历史和词源的重新解释》。罗曼教授在研究佛教经文时发现其中藏有不少俄藏西夏医药的文献，有一些是关于药料历史和词源的解释。罗曼教授提到，2015年河北大学梁松涛教授出版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就有内容涉及中原医药疗方。除此之外他谈到，西夏医生受唐朝医学文献的影响较大，他们通过阅读一些重要的汉文书籍提升自己的医药水平。最后，他以“附子”为例介绍了西夏医药文献中各种药料的词源和使用方式，以及每一种药料在唐宋西夏社会中的多种用处。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大阪大学的松井太教授，题目为《“有多少龙喝水？”：早期回鹘人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吸收》。松井太教授首先谈到，古回鹘文化受到中国文化巨大影响：在吐鲁番及敦煌周边出土的众多古回鹘文献中，很多名词都由中文翻译而来，比如“千手观世音菩萨”等。接着，他结合自己在敦煌石窟考察旧维吾尔壁铭文的经历，发现这些铭文记录了从新疆到敦煌的维吾尔族朝圣者的活动，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佛教信仰和日常宗教习俗。而后他以榆林窟的铭文为例，论证古回鹘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蒙元时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他分析榆林窟中有铭文的年代公式为“三龙饮水，兔年”，这种记日期的公式来自于中国民间信奉的每年度丰收公式“几龙治水”。这些墙壁铭文与其他旧维吾尔族宗教文本一起，证明中国民间信仰对当时的维吾尔人产生过深刻影响。

        第二场会议由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主持，莱顿大学的格里高利·福格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莱顿大学的格里高利·福格斯教授为学者与听众们带来《神圣与世俗的不可分割性：西夏檀越关系模式的意义》的发言。他认为，西藏高僧和非藏族中亚统治者之间存在一种檀越关系模式，其起源可追溯到12-13世纪的西夏帝国时期。接着，他根据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和哲学家于勒·维耶曼的研究，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们对于神圣的认知，认为檀越关系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亚地区精神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关系。最后，福格斯教授具体分析了西夏的檀越关系模式的意义，认为檀越关系模式体现了西夏复杂的等级观念以及宗族和谱系的概念，使社会的等级制在民众中更易于接受，确保社会连续性的实现。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他带来了题为《吐蕃与党项文化互动的一面：宁玛派文献的西夏译文初探》的演讲。索罗宁教授指出西夏文献大部分为佛教典籍，可分为汉传和藏传两种背景。藏传佛教文献的西夏译本或本体著作大致上可以与同时代藏传佛教的发展相关联。索罗宁教授细致地分析这些文献中藏传佛教不同“宗派”的资料，并指出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五部法界下卷》，它实际上为宁玛派历史资料。

        2018年11月4日上午第五分组会议“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第三、四场会议在国学馆525会议室举办。

        第三场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赵娟老师。她的报告题为《看与看见：鲍希曼对承德地区建筑和景观的图像记录》。她展示了西方早期的中国影像，发现在那些看似客观的镜头背后潜藏着一位主观的观看者。由此她提出“关于观看的观看”这一问题，即每一个观看的世界背后都有一个观看者的世界。赵娟教授以1906-1909年中国建筑考察行程图为线索，依次展示了古北口南天门关帝庙、避暑山庄的塞湖桥、普陀宗乘之庙、普乐寺中心祭坛等影像资料。她认为，影像不仅是个体的，也是时代和历史的。

        第二位发言人是新华通讯社记者曾璜，他作了题为《重拾：晚清外国来华摄影家研究现状》的报告。他分享了“觉与视觉”这一汉学研究的新思路，通过介绍影像收藏出现的背景、市场和文化，强调影像不仅是当今最具活力的文化载体，也是持续升温的金融资产。他逐次介绍中国摄影史和国内早期摄影史的研究现状，期望未来中国青年能够平等地参与世界摄影对话。他分别选择“重拾”和“重构”来概括晚清和民国来华摄影师作品的特征，并对大量汉学文化因时间、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而遗失这一问题表达了惋惜。

        第三位发言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姚斌教授，他以《中西方影像中的“拳民”形象》为主题，介绍了视觉历史中的义和团运动。姚斌教授指出，西方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标有野蛮、爆发的原始特征，中国则将其定性为一场热情的反帝爱国运动。理解同一事件会有多层的差异视角，潜意识的理解差异会导致显性层面的争论。他展示了美国历史纪录片《中国：疯狂的根源》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片段，播放了由美国乐队创作的义和团团歌。他认为，中西方在文化层面是相互想象和相互建构的，经过了一个“真实化-极致化-简易化-妖魔化-真实化”的复归进程。

        茶歇过后是第四场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担任本场的主持人。

        首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培高德教授作了《汉学与艺术：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品的认知与收藏》的报告。他展示了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图片，介绍了1900年前后欧洲对中国艺术收藏品的认知，以及此后的变化情况。起初欧洲贵族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只是源于好奇心和异国风情；逐渐中国艺术品开始向欧洲公众展示，贸易令收藏具有利益和商业价值；最后，随着越来越多有价值的中国艺术品进入欧洲市场，真艺术品被纳入博物馆成为收藏珍宝，发挥其文化的价值功效。由此可见，以艺术品为表现载体的汉学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魏离雅教授的主题报告是《岩石印记：从石头到纸上之墨》。她在报告中展示了《兰亭集序》石碑文印的书法线条变化，再逐次展示南北朝后书法标准化的进程。她在分享中引出“客体材质对书法精神的影响”以及“拓片和立体雕塑间的关系”两个问题，并一一详细回答。魏雅离教授介绍，明年她将在德国的布鲁塞尔布置一场欧洲式墓碑的拓片展览，这是她所负责的一个项目的内容之一。她们将会与当地博物馆合作，与当地学者一起进行墓碑和拓片的比较研究。

        影像载体记录了历史时代的印痕，从他者的视角出发表达对自我世界的审视和批判，令人们在视觉的世界中感受文化的灵魂。在超过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五位学者带来了颇丰的学术成果，以多种影像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了多层次的中西视角差异，显示了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