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高德，现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德关系史、晚清军事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著作：《彼岸上海——欧根·弗雷格勒:中国影像（1936-1938）》等。

        培高德教授已经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汉学大会了，他认为此届世界汉学大会“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主题范围十分广泛，可以从多重视角切入。首先，我们需要认真地去思考汉学作为一门融会中西的学科在“理解中国”中的作用；其次，艺术作为汉学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应被忽视。

        培高德教授说：“如果你想明白现代的中国，那你也必须去走近和了解古代的中国，从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中感悟中国的艺术文化。”早期的汉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孔子等文化名人遗留下来的文本，而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艺术或艺术品的研究在汉学传统中较少受到关注。培高德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浓缩了中国各个朝代艺术和文化的精髓，所以现在我们研究汉学时也要更多地关注陶瓷、书画、青铜器等中国艺术品，并从中透视出古代中国艺术文化的内涵和意蕴。

        在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品就开始陆续流传至德国柏林的博物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最初汉学在德国的众多学科中是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且汉学研究局限于几个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本的研究。而柏林的几大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中国艺术品，就为德国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更加直观可视的认知中国的方式，让他们“只要走入博物馆，就能感受到中国的传统艺术”。

        培高德教授指出，现在中国艺术在西方逐渐从异域性转向学术性。以前中国的艺术只是所谓的“Volkerkunde”(民俗学)的一部分,而现在转变为“真实的”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已经被认为是与欧洲艺术平等的术语。培高德教授作为历史学家、汉学家，看待“汉学与艺术”关系的视角与艺术家有所不同，主要是侧重于历史的维度。而二十世纪早期流传至柏林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就为德国理解中国、理解汉学提供了一个直观且新颖的视角。

        德国人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瓷器的热爱，颇具历史。比如享誉世界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的陶瓷馆，就是奥古斯特斯大帝倾其所有，于17世纪到18世纪初所搜集的中国和日本陶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后来专门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德国也有两个，一个在科隆，一个就在柏林的达勒姆博物馆内。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也是个博物馆集中之地，共有167家大小博物馆。其中，以普鲁士文化财产基金会所属的17家国立博物馆最为著名，散落在柏林市中心的博物馆岛、蒂尔加藤区的文化中心和夏洛腾堡区及达勒姆区的博物馆中心。

        培高德教授谈到，第一件流传至德国的中国艺术品出现于17、18世纪，当时有很多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在中国活动，他们收购了中国的艺术品后，就将这些艺术品送至当时的普鲁士。但古董商人们并不懂得怎么去鉴赏这些艺术品，而只是凭着喜好收集了很多他们自己认为漂亮的、昂贵的东西，并将这些艺术品都汇集在一个叫“奇迹馆”的地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德国商人来到中国，这些德国商人收购了很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当时收藏的艺术品类别主要有瓷器、金银器、青铜器、书画等。

        1860年以前，德国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商人带回。1860年以后，德国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方式则就更加复杂和丰富了，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馆代表在中国商人的手上收购了大量的艺术品，大使馆将这些艺术品都送至柏林的博物馆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艺术品来源于德国私人收藏家的个人藏品捐赠。

        培高德教授认为，谈起中国艺术品在德国的收藏，就不得不提起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了，他在1905至1920年间任柏林博物馆总馆长。在当时的德国，威廉·冯·博德首先萌生了“中国艺术和欧洲艺术同样重要”的想法，并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遥远的东方文明，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建成与他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早期的德国还只有关于欧洲艺术历史的博物馆，威廉·冯·博德意识到德国也应该要有一个汇集了世界其他国家重要艺术品的博物馆，以促进德国对世界艺术历史的研究。培高德教授认为他的看法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都领先于亚洲，而威廉·冯·博德馆长却十分有前瞻性地将亚洲的历史文化放到和欧洲的历史文化平等的位置上。

        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阿道夫·菲舍尔（Adolf Fischer），她作为著名的德国收藏家，去过两次中国，并将她在中国购买的一半私人艺术藏品捐给了当时属于普鲁士博物馆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另一半则捐给了被称为“第二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科隆博物馆。

        1906年东亚艺术博物馆建成开馆，它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建立的第二座非欧洲文化博物馆。馆内藏品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其中中国艺术品文物有2000多件,基本涵盖中华文化的各个时期,包括工艺艺术各个门类——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良渚时期的玉器、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铜镜、唐代的三彩、明代沈周、唐寅的书画、清朝的青花瓷器,以及近代名画家的作品等，并将其分为中国古代美术、工艺、12-20世纪中日绘画和中国古瓷器等多个专题陈列。

东亚艺术博物馆创始人兼主任奥特·库墨尔（Otto Kümmel），对促进中国艺术品在德国的认知和收藏也有非常大的贡献。1912年，他与艺术史学家威廉·科恩共同创立了《东亚日报》，里面就已经有专门介绍中国艺术的部分。

        1907年，东亚艺术博物馆成立一年后，库墨尔馆长就启程前往亚洲，收购东亚各国的文物。当时德国皇帝给驻中国和日本的德国使节发出命令，全力支持库墨尔的工作。库墨尔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之久，走访了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古董文物市场，收集到了大批中国文物。1929年，东亚艺术博物馆在柏林第一次展出了1125件中国艺术品，从上古的艺术品到18世纪的文物无所不有。这是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有关中国的文物展。这次展览引起极大轰动，同时也唤起了德国收藏家乃至普通民众对中国艺术文化的兴趣。

        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影响了德国对中国的艺术收藏。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及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进入世界政治视野，使东亚艺术在德国迅速得到关注。在此之前，因为德国历史上分裂时间较长，“放眼看世界”较晚，收藏渠道有限，且重视程度远不及对希腊、小亚细亚半岛及中东地区的收藏和考古工作，在“收藏链”上排位靠后，比不上美英法日等国家。一般美英国立大博物馆的做法是，将西方艺术品和非欧洲艺术品展示在一起，呈现给观众最直接的对比。德国人另辟蹊径，他们为各个地区的艺术收藏品分别建立民俗博物馆，然后努力为新建的博物馆收集更多更好的艺术品。

        培高德教授谈到，中国艺术品飘洋过海来到了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后，各大博物馆就召集了中德两国的研究员对这些中国艺术精华展开了合作研究，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收藏，主要分为中国古代美术、工艺、12-20世纪中日绘画和中国古瓷器等多个专题陈列。中国艺术品在柏林各大博物馆的收藏与展出，使德国对中国的固有认知也有所改变。德国民众通过博物馆的展览领略到了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这里的潜在信息是：虽然当时欧洲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领先于中国，但艺术无高低，都是全人类物质精神文化的瑰宝，能让不同民族的人得到同样深刻且震撼的灵魂洗礼。

        东亚艺术博物馆等德国的博物馆内的中国展品荟萃了中国艺术的精华。正如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所说，这些文物既像中国的文化使者，也像中国文化嫁出去的女儿，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培高德教授认为，柏林的各大博物馆为德国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更为直观具体的感受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让中国这个“他者”映像从原本较为枯燥的汉学文本研究进入德国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使德国的受众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意识显著增强，并对中国艺术乃至整个的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更多的兴��和认同感。

        这些藏于柏林的中国艺术品，已经离开故土多年。它们是当时科技、文明和艺术的结晶，现在则身负文化传播的重任。这些中国的艺术瑰宝带动了中德人员的交流、促进了两国跨文化的理解和文明的进步。同时，有感于德国在一百多年前就意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关注并收集、研究遥远的东方文明，今日致力于实现文化复兴的中国更应该放眼世界，尊重和接受世界其他的优秀文化、加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